2011年5月6日 星期五

[轉貼]甚麼是小劇場

來源:當流星撞地球

現代的劇場界打著「讓劇場成為像性一樣重要的民生必需品」的旗幟大力擴張戲劇版圖的時候,沖風陷陣的頭號打手就是人人掛在嘴邊卻又丈二金剛的「小劇場」(Little Theater)。觀眾想要放鬆心情走進劇場調劑一番,卻莫名其妙地被劇場攻擊,帶著無以名狀的委屈和快感交相混雜的矛盾心情,悻悻然的踏出這個讓他們又愛又恨的黑盒子。許多不可思議的事件在劇場中赤裸的發生在觀眾們的眼前,劇場已成為一國語言及行為上的最佳「實驗室」,「小劇場」一詞儼然成為各國劇場界發展的主流。
    
關於小劇場的起源,各家說法莫衷一是,不過大致上獲得各家認同的說法是一八八七年由法國導演安端 (Andre Antoine) 在巴黎設「自由劇院」 (Theatre Libre),為小劇場運動起始的濫殤。此後,小劇場在各國蔚為一股風潮,劇場工作者無不趨之若鶩。隨之,英美始有以「小劇場」為正式名稱的劇場成立,同時,亦有許多「獨立劇場」(Independent Theater) 在各地成立,隨後又迅速消失。小劇場自二十世紀前葉以來以各種不同的面貌成立于世人眼前,如「前衛劇場」 (Avant-grade Theater)、實驗劇場、另類劇場等都可納入小劇場的範疇內,或與小劇場有著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。

小劇場一詞被現在劇場廣泛的運用,但常被誤解為是演出場地或是觀眾人數少。小劇場實質的意義在於突破傳統劇場 (尤指文本式或鏡框式的表演法) 的限制,企圖尋找劇場更多的可能性,打破舞臺與觀眾的藩籬,藉由表演來完成意念的傳達,而不僅是娛樂的效果。是故,今日所稱的「小劇場」是劇場的一種流派、種類或是運動。安端創設自由劇院的重大意義在於逃離「檢查制度的」桎梏,讓創作更為自由、不受拘束,激蕩出更多元的可行性。法國導演卡波 (Jacques Copeau) 在他『小劇場的精神意義』(The Spirit in the little theater) 一文中明確指出小劇場正在醞釀一場新的戲劇運動,並且認為小劇場的存在是為了反對傳統劇場的兩大弊病:工業化 (industrialization) 及嘩眾取寵的制式化表演 (cabotinage)。他要求小劇場的演員需達到完全「單純」(simplicity) 的演出,因此,他排斥使用傳統劇場中的職業演員,而要業餘演員與他共同完成劇場實驗。
    
  小劇場的出現,得以讓許多實驗性質濃厚但無經濟支持的年輕劇作家得以嶄露頭角,如貝克特 (Beckett)、尤涅斯柯 (Inoesco) 等新興作家。有些新的劇場實驗者藉由劇場的儀式傳達他們對於當代社會的看法,如荒謬劇場 (Theatre of Absurdity) 藉由語言傳達人際關係的疏離及對世界的失落感;由布萊希特 (Brecht) 所發展出的史詩劇場,在早期是為了傳達馬克斯思想;美國的生活劇場 (The Living Theater) 中政治意味濃厚,刺激觀眾反對當前的政府組織,進而提倡無政府主義。另外,有些創作者則是在美學層次上不斷的開發或研究,強調意象的傳達,如在羅伯威爾森 (Robert Wilson) 所執導的演出中直指劇場是完成想像儀式的場所,忽略戲劇中的語言、情節及人物架構,而以視覺的影像傳輸意念。還有一些劇團則是強調打破觀眾與劇場的隔閡,統稱為「環境劇場」,如美國的麵包傀儡劇場 (Bread and Puppet Theater)、或是盛行於美國五、六0年代的「偶發」。
    
法國導演沙法利 (Jerome Savary) 曾指出「劇場不是也不應該是文學式的呈現」、「劇場是讓觀眾相互交流,摧毀讓彼此分離的高牆的途徑」。小劇場的最大特性便是打破傳統劇場僵化的形式,反對西方劇場「語言」 (Spoken language) 長期當道的情況,為劇場的未來開闢更多的出路,並提供創作者與觀賞者一個對話的空間。因此,「小劇場」在資源上雖然無法與商業劇場相匹敵,但在劇場形式的開發、議題討論的多元呈現,及在美學層次的探索,卻是未來劇場發展的最重要動力。

2011年4月7日 星期四

[轉貼]:《台灣劇場的來龍去脈》/ 鴻鴻

來源:http://www.wretch.cc/blog/lanlin1980/23524946

台灣現代劇場之勃興,一九八0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。在此之前,劇場的發展依循五四以來的話劇傳統,屬於「劇作家劇場」,亦即,由劇本創作主導的劇場。光復初期,日據時代以台語及日語演出的「文化戲」被國府帶來的黨政、軍中話劇隊全面取代,題材八股,自無藝術可言。一九六0年李曼瑰自歐美返國,首次提出「小劇場運動」一詞,企圖推展劇運。一九六二年教育部成立「話劇欣賞委員會」,陸續舉辦「世界劇展」與「青年劇展」,但影響力僅限於校園之內。一九六五年創刊、積極引介西方劇場及電影思潮的《劇場》雜誌,曾由同仁演出《等待果陀》一劇,結束時只剩下一名觀眾,當年劇場環境可見一斑。

一九六、七0年代,隨著詩與小說的現代主義革命飛揚蹈厲,台灣的劇作家也試圖走出新路。卓有成就者如風格不斷更新的姚一葦、荒謬劇意味濃厚的馬森、和原以散文創作著稱的張曉風。曉風取材中國歷史的寓言劇多由「藝術團契」公演,劇中的詩化語言、加上聶光炎「寫意」的舞臺設計,可說是當日劇場最大膽的手法了。一九七七年,吳靜吉將紐約「拉瑪瑪實驗劇場」習得的演員訓練方法,帶進當時仍叫「耕莘實驗劇團」的蘭陵劇坊,才從體質上徹底變革了「話劇」的老套觀念。

一九八0年起,姚一葦於話劇欣賞委員會主任委員任內,連續五年在國立藝術館推動「實驗劇展」,提供了「第一代」小劇場的誕生腹地,包括王友輝、蔡明亮的小塢劇場,陳玲玲的方圓劇團,以及甫將集體即興創作方法引進國內的賴聲川。其中蘭陵劇坊的人才濟濟,影響力也最為深遠:有金士傑、卓明、李國修、劉靜敏、黃承晃、馬汀尼、林原上、杜可風……許多人後來都成立了自己的劇團。蘭陵陸續開發的多種劇場型態也都成果斐然:如由肢體訓練發展成的無言劇《包袱》、題材與形式均脫胎自京劇的《荷珠新配》、結合默劇與舞蹈的《貓的天堂》、運用傀儡劇概念的《懸絲人》,甚至也有承繼張曉風詩化悲劇風格的《代面》,及現代儀式劇《九歌》。尤其《荷珠新配》對於戲劇傳統的巧妙轉化廣獲推崇,也讓社會大眾第一次認識劇場的獨特魅力,儼然成為台灣現代劇場的里程碑。繼蘭陵之後,黃承晃、老嘉華成立的筆記劇場,曾以極簡主義的理念發展出一系列優秀作品,其中「隨機偶合」的報告劇《楊美聲報告》,係由諸多個體同步書寫眾聲喧嘩的台灣史;賴聲川在國立藝術學院編導的《變奏巴哈》,則取法巴哈賦格的抽象音樂結構,這些都是在那個年代開疆拓土的前衛創作。


一九八二年,新象藝術中心開始製作大型舞台劇,較受矚目的有多媒體劇場《遊園驚夢》、音樂劇《棋王》,成績雖頗遭訾議,但已造就大眾劇場的聲勢。賴聲川與李國修、李立群於一九八五年成立表演工作坊,一開始實驗意圖強烈的《那一夜,我們說相聲》意外獲得群眾的熱烈歡迎,奠定國內第一個職業劇團的基礎。表演工作坊對於歷史、社會、兩性關係議題一再突圍成功,卻逐漸將形式開發、創新實驗的領域,拱手讓給新興非專業取向的小劇場。而一九八二年創立的國立藝術學院畢業生成批出爐,赴英美研習藝術行政的人才紛紛歸國,也為專業化的商業劇場提供了各部門必備的螺絲釘。李國修成立喜鬧劇路線的屏風表演班、梁志明成立通俗劇路線的果陀劇場,也步武表演工作坊的運作模式,揚名立萬。

「第二代」小劇場的萌芽是和主流劇場的形成同步發生的。一九八五年起,隨著社會開放的騷動,新興小劇場如雨後春筍。毫無例外地,他們都是由非科班的大學生組成:台灣大學的「環墟」、淡江大學的「河左岸」、師範大學的「臨界點」。一起步他們便表現出對政治議題的強烈關心:環墟的《十五號半島:以及之後》以科幻寓言寄託對極權統治的疑懼;河左岸的《闖入者》則拼貼了一個梅特林克的劇本和一篇美國作家卡波特的小說,導演再在兩個片段之間現身說法,提出「台灣史就是一部不斷被外來者闖入的歷史」的觀點。而臨界點一九八七的創團作《毛屍》,更是胸懷為同性戀伸張權益的義憤,大批傳統儒家道德觀。這些自發性的創作意念,經由陸續自美歸國的鍾明德、劉靜敏、陳偉誠在理論上及表演訓練上的指導,浩浩匯聚在「後現代主義」與「貧窮劇場」的大旗下。劉靜敏成立的「優劇場」則從「尋找東方人身體美學」走向身心兼修的苦練蹊徑,開出戶外環境劇場的另一片風景。

在多股社會動力的衝撞下,台灣於一九八七年解嚴,小劇場更堂而皇之走上街頭,成為社會運動的啦啦隊,選舉戰的旗手。自抗戰以來半世紀的中國,可以說從未有一個時期像這五年的台灣,劇場竟能與時勢和社會脈動結合得如此緊密,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。劇場成為極有活力地表達意見、發洩怨懟的便捷管道,大劇場往往出之以嬉笑怒罵的調侃揶揄,小劇場則更多不能已於幽憤的凌厲控訴。環墟有一陣子以政治劇為職志,河左岸則以意象劇場手法重新「出土」被埋沒的台灣史,形塑出一種備遭壓抑的肢體語言──那幾年裡,「肢體語言」這一劇場詞彙,甚至被媒體頻頻用來形容國民大會或立法院內的打架抗爭,歪打正著地昭告了一個表演時代的來臨。然而劇場暫時仍走得更前面:臨界點以毫不客氣的殘酷劇場手法斬雞頭、割國旗,嘔吐物與詩化語言齊飛,帶給觀眾和媒體好幾年揮之不去又無法索解的夢魘。

鑑於現有劇場多隸屬官方,硬體設備與申請程序皆限制重重,許多無立身之地的小劇場遂時興另闢演出場所。咖啡館、排練場、自家公寓;甚至荒山之頂、大海之濱、河堤之畔,都成了表演的舞臺。台北尊嚴、發條橘子、甜蜜蜜、B-side、堯樂、魯蛋、台灣渥克;這些後來紛紛倒店的餐飲劇場,一度都是熱門的表演集散地。對於現實生活空間的重新省視、開發,也反映出整體社會的本土化思潮。

一九八九年底,立委選舉落幕,小劇場階段性的政治狂熱退燒,一段沈寂後,又回到美學開發的道路上重新起跑,並隨著官方文化機構的態度鬆動軟化,慢慢結束了彼此間的冷戰。鍾情於反叛精神的論者一度喊出「小劇場已死!」也有人試圖為詞義狹窄曖昧的「小劇場」正名,但事實證明還是「小劇場」這約定俗成的一詞最無法取代,也可能是它凝聚了長時間的情感認同和附加的社會意義,與對那個革命年代的鄉愁。

一九九0年代,劇場逐漸卸下為社會言志的包袱,展示出更多方向:環墟劇場解散後,成員陳梅毛、楊長燕另組的台灣渥克劇團(Taiwan Walker)致力於本土的遊藝風格,尋找前衛藝術和通俗文化的媒合可能;當代傳奇劇場和綠光劇團分別從京劇與現代劇場出發,探索中國式歌舞劇的雛形;密獵者劇團則試圖引介、新詮西方經典文本,拓展國內舞臺的表現手法及精神面貌。

劇場史用這種粗枝大葉的方式交代當然難免多所缺漏,魏瑛娟的存在恰恰指證了以上線性敘述之不足。她投身劇場十年,作品質量兼備,卻因為一直在校園內發展,直到一九九五年以「莎士比亞的妹妹們」為團名公演,這道綿延不絕的伏流才湧出地面,在「第三代」小劇場的百無禁忌氛圍中,引起社會的熱切回應。在九五年之前的劇場史論述中,沒有一篇提起過她的名字。但事實上,魏瑛娟以嬉遊手法針砭時勢、關注性別議題的獨特風格早已成熟,對於節奏的精確掌握、怪誕視覺系統的銳意經營,所呈現的專業質感,也和一般「暴虎馮河」的小劇場大異其趣。事實上,熟悉劇場的人都知道,像這樣沈潛多年、默默耕耘的仍有其人,隨時可能為劇場史翻出新頁。這也是我們對未來台灣劇場深懷信心的原因。

劇場有其朝生暮死的宿命,死亡的造訪也往往以出乎我們意料的方式:近年以《白水》和《瑪莉瑪蓮》在國際上為台灣小劇場作開路先鋒的臨界點編導田啟元,於一九九六年猝逝,姚一葦則病故於一九九七。他們的死,無疑象徵著一個激情年代的結束,但昔日的荒原已成沃土。也就在這兩年,魏瑛娟和河左岸的主要創作者黎煥雄等人共組「創作社」,進軍大劇場;陳梅毛則在台北市政府的支援下,整合小劇場零散勢力成立「台北小劇場聯盟」。大專院校逐漸增設戲劇系、所,商業劇場、兒童劇場、老人劇團、東部及中南部劇場的發展也益臻成熟,與國際劇壇的交流愈趨頻繁。不到二十年間,台灣的劇場生態,已全盤改變。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成群中學生走進劇場看戲,這是二十年前誰也夢想不到的。